美国金融控股公司伞形监管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作　　者：凌涛[1] 张红梅[1] 

机构地区：[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市200120

出　　处：《金融研究》2007年第02B期56-68,共13页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基　　金：本文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稳定部的课题“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伞形监管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为了深入研究美国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伞形监管实践,张红梅曾于2006年6月-9月赴美国进行短期调研.在此特别感谢中国人民银行美洲代表处金中夏首席代表.美联储的法律副总顾问Kathleen M.0’Day女士,银行监管部副主任Jack Jennings,监管分析师David Snyder等.纽联储银行监督集团助理副总裁John J.Rucco,和公关部经理Lydia A.Tshulos女士及Eric Breitweiser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国际部主任Elizabeth Jacobs等.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际监管部评论检查师Galo D.Cevallos等.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储蓄监管部大型国际组织部的助总C.K.Lee等.美国纽约州银行部副主管Michael J.Lesser.及花旗集团全球市场总裁William W.Ferguson,银行合规办的助总法律顾问Patricia P.Santonociton女士和亚太市场部副总Beibei Li女士和高盛首席经济学家Jan Haztius.

摘　　要：美国于1999年11月12日正式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66年的分业经营限制，标志着美国以金融控股公司为特点的金融混业经营的开端。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别具特色和卓有成效的伞形监管实践。本文重点研究美国近6年的伞形监管实践经验和所遇到的挑战，进而提出明确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性质，明确统一监管者，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对策和建议。

关 键 词：金融控股公司 伞形监管 统一监管 

分 类 号：F831.6[经济管理—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