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广告(1926-1937)与天津社会生活变迁  

作　　者：雷承锋[1] 卫俊[2] 岳谦厚[2] 

机构地区：[1]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 [2]山西大学历史学院

出　　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46-50,共5页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摘　　要：报刊广告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传播媒介,其导致人们许多观念发生变化,而《大公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广告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天津人社会生活之演变。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广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传播西方物质文明与文化知识、培养人们良好价值观念与社会风尚、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广告中所宣扬的追求享乐主义等思想亦破坏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 键 词：《大公报》 广告 积极作用 消极影响 

分 类 号：G219.29[文化科学—新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