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与晚清修律中的法权迷思  

作　　者：李欣荣[1] 

机构地区：[1]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出　　处：《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119-126,共8页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爱惜身体:晚清肉刑被废与刑制演变"(项目号12YJC770034)的阶段性成果;广东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资助(项目号wym11005)

摘　　要：晚清修律意在法外,旨在以西法合理化朝廷的统治,进而通过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体现出清廷治国思维的外向性。传媒舆论于此多有认同之意,并着力推动此事。然《刍言报》主人汪康年却从内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转换法律意味着礼教的凌替,西法未可照单全收,而治外法权不过是当初设定的中外交往模式,并质疑修律以收回法权的可行性。后在劳乃宣等人的力邀下,又卷入新旧之间的"礼法之争",益见其对内治问题的重视。不过,在经历舆情反弹和政党萌芽之后,汪氏选择淡出论争,立场有所转变,于斯可见其流质易转的个性和随时而变的论政风格。

关 键 词：汪康年 《刍言报》 治外法权 礼法之争 

分 类 号：K257.5[历史地理—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