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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 范 例 :范例一: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范例二: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M=Visual
作 者:景跃进[1]
机构地区:[1]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出 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9-13,共5页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摘 要:1998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触及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转眼已整整二十年。如果时间是一笔财富,那么它的一个好处是,不但能够测量“初心”与“结果”之间的匹配程度,而且可以检验“初心”的成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进入农村政治的研究可以说是单向度的,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单向度:一方面,在复杂而相互依赖的农村生活中抽离出农村政治的维度;另一方面在农村政治中又聚焦于选举和制度结构(两委关系)。这一研究进路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特定的学界氛围和研究心态有关。八九事件之后,九十年代的村民自治实践为学界提供了一块政治民主化研究的自留地。许多学者(一定程度上包括笔者)进入村民自治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农村本身,而是中国政治的发展,可谓立足村庄,胸怀中国。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又提供了一种依稀可辨的愿景——村民自治搞好了,就可以提升到乡镇;乡镇搞好了就可以提升到县城。虽然他们没有说县城搞好了之后怎么办,但学者产生某种联想是很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正是这种愿景和联想为乡村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燃料,用一时成为显学这样的术语来形容并不为过;不但国内学者是这样,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海外学者亦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将学者引入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或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也折射出某种必然的趋势。然而,基于中国政治发展而切入村民自治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基因意义上的内在缺陷。一旦村民自治实践出现问题,尤其是村民选举遭遇困难,其作为宏观政治的“典范”或“胚胎”意义开始褪色,相关研究便象洪水一般,来得迅猛,退去也快。做量化研究的学者可以统计一下这二十年中关于村民自治(尤其是村民选举)的研究文章,时间轴上发表数量的变化或许是一条优美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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