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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公权
机构地区:[1]不详
出 处:《国际金融》2021年第11期77-80,共4页International Finance
摘 要:本文原载《银行周报》1928年第12卷第16期,为张公权先生于1928年4月25日在上海商学院的演讲全文。"上海中国银行准备公开",是张公权暨中国银行历史上对建立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重要贡献之一。当时业界就此评论说,"历来中行办事,在同业间恒能占先一着,其造成今日之地位,固非偶然也。"^(^(①))"发行准备公开办法"的出台和实施过程,是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事件。张公权系该事件肇始者,其所述为现有关于该事件研究文献所阙如,因此该文是完整解读该事件的重要史料。自1916年,上海中行在宋汉章、张公权主持下拒绝袁氏停兑乱命以后,国人对之信仰陡增,其兑换券流通日广。在其后近十载来,虽值政局混沌,事变迭起,该行独以办理得宜,准备充足,基础反臻巩固,为识者所艳称。1927年,武汉政府施行"现金集中"政策,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汉支行手持的兑换券成为不可兑现的"汉钞",导致汉口金融市场覆灭,筹码缺乏,资金枯窘。而沪行券不但没受影响,反博得长江流域各埠的热烈欢迎,"应自然之需要,流通领域,溯江而上,远达湘鄂,发行数额,随之激增。"^(^(②))"从来银行券之地域观念,竟为打破。"^(③)北伐末期,国民政府为筹措军政费用,财政部长孙科上任就发行关税附加税国库券。宋子文继任财政部长的1928年初,预算中央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支出须一千一百万元,收支严重失衡。他先于1月也发行关税国库券四千万元,又于3月份发行卷烟税国库券一千六百万元。均由上海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这几次垫款,都是中国银行摊配成份最大。在上述局面下,"兼之北伐尚未完成,前方军事剧烈,后方谣诼繁兴"^(④),坐阵上海的中行副总裁张公权感到:"上海分行发行纸币数额,在中行各区域行中,所占成分最大。其信用之厚薄,攸关全行安危。""政府财政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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