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规则说明:AND代表“并且”;OR代表“或者”;NOT代表“不包含”;(注意必须大写,运算符两边需空一格)
检 索 范 例 :范例一: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范例二: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M=Visual
作 者:何萍[1] HE Ping
机构地区:[1]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430072
出 处:《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5期1-12,F0002,共13页Study & Exploration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百年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8ZDA0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22ZDA022)。
摘 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次哲学论争:第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第二次是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探索中国市场经济建构道路中展开的“哲学有什么用”的讨论;第四次是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在这四次哲学论争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质疑,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学术性品格挑战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境的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形成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新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一过程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源,关键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流,在于这个流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精神、世界精神和自我革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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