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身体:郭沫若早期写物诗的“抒情”与“物质性”  

Ego and Body: the Lyricism and the Materiality in Guo Moruo’s Early Object Poems

作　　者：王玮旭 Wang Weixu

机构地区：[1]复旦大学中文系

出　　处：《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2期92-99,共8页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摘　　要：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写物模式:以《梅花树下醉歌》为代表的“抒情写物诗”模式和以散文诗《女尸》为代表的“身体书写”模式。前者表面上引用英国浪漫派写物诗的形式,却因为“抒情”因素极端化而忽略了物象的物质性因素,物象直接成为象征、表达情感,这背后是郭沫若“唯我论”的诗人主体。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郭沫若对雪莱诗学及浪漫主义诗歌的误读。后者则是受到日本现代文学和自身“解剖室”经验的影响,形成的恶美和精细化等特征,背后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另一种强调“认知”的诗人主体。这两种模式既创造了早期新诗在胡适以外的写物范式,也对新诗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郭沫若 写物诗 抒情 浪漫主义 身体抒写 唯美—颓废主义 

分 类 号：I207.25[文学—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