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实证研究——以2019-2021年425份判决书为主要分析样本  

An Empirical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Surveillance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Measures——Taking 425 Judgments from 2019 to 2021 As Main Analysis Samples

作　　者：蔡艺生[1] 杨帆 CAI Yisheng;YANG Fan

机构地区：[1]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重庆401120

出　　处：《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65-71,共7页Journal of Shandong Police College

基　　金：2021年度重庆市社会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项项目“国家安全视域下的数据资源治理政策与规则研究”(项目编号:2021YBCS38);重庆市三特行动计划治安学特色专业建设学生研究项目“数字语境下侦查治理理论研究”(项目编号:CQSTZAX04Y-004)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自2013年《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技术侦查措施制度以来,实践中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程序适用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2019年至2021年间425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发现,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总量逐年升高,2018年后有所回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比例较高;绝大部分适用于重大毒品犯罪案件;适用通信监控措施与行踪监控措施较多;案件审批程序较为宽松;大多数转化为办案说明、抓捕经过以及情况说明等形式的说明性材料;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取证据排除比例极低。问题在于监控类技术侦查措施整体适用条件模糊,“根据侦查需要”释义不明,监控类技术侦查所获取证据排除难。完善措施为明确案件适用范围,厘清“根据侦查需要”内涵,建立技术侦查所获取非法证据排除“个案权衡”规则,建立针对性救济程序。

关 键 词：监控类技术侦查 适用评估 程序控制 非法证据排除 

分 类 号：D918[政治法律—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