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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谷建军 任路[2,3] GU Jianjun;REN Lu
机构地区:[1]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102488 [2]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沈阳110032 [3]中医脏象理论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沈阳110032
出 处:《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年第11期1773-1776,共4页JOURNAL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
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C1704300)-“肾阳虚证”核心病机、辨证要素与证候辨识标准研究;辽宁省特聘教授项目(辽教发[2015]153号);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辽教函[2018]479号)-中医药情志病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
摘 要:《圣济总录》全面总结了两汉隋唐时期到宋代的肾脏辨证论治体系,其肾脏证分为肾虚、肾实二证。宋代已经开始从本元辨证,以肾为元脏,重视补元气、壮元阳法,体现了啬肾思想,在辨证论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肾脏辨证虽然延续了早期虚实辨证方法,但更重视虚证、轻视实证并出现虚热辨证,扩大了虚证范围;重视肾藏精,以益精髓为先;未见明确的肾阴虚证概念,相关病证多存在于肾实证中,肾阴虚证辨证体系尚未建立。《圣济总录》中命门未参与肾脏辨证,至金代以后分化出命门辨证,使命门藏精思想与临证应用相衔接。宋代肾虚证与今肾阳虚证相似度较高,肾实证与肾阴虚证则差异较大,彼时正是肾脏辨证论治理论方法的重要转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分 类 号:R256.5[医药卫生—中医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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