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Liang Qichao's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Its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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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李恭忠[1] Li Gongzhong

机构地区:[1]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210046

出  处:《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22年第10期38-47,共10页HISTORY

基  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全球治理研究”(16JZD008)阶段性成果。

摘  要: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①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人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②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其宗旨和意义在于政治批判。

关 键 词:中国史叙论 文明史学 史学革命 《新史学》 新史学 梁启超 政治批判 明治日本 

分 类 号:K092[历史地理—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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