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规则说明:AND代表“并且”;OR代表“或者”;NOT代表“不包含”;(注意必须大写,运算符两边需空一格)
检 索 范 例 :范例一: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范例二: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M=Visual
作 者:吴晓林[1,2] Wu Xiaolin
机构地区:[1]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天津300350 [2]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
出 处:《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22年第7期99-111,共13页POLITICAL SCIENCE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于供需平衡的复合式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研究”(20AZD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研究”(21ZDA069)的研究成果。
摘 要:与中国将社区置于国家政治版图的重要位置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时间将社区定位为“与国家相对的私域”。但是以“国家无涉”或“社区自治”来概括西方社区治理,则过于简单且有违史实。完成工业化的一百多年来,在工业化、战争和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对社区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拥抱社会”和“接受国家”的“二阶转型”,这为国家干预社区提供了基础。英美国家在社区治理中经历了“国家无涉-积极介入-策略后撤”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合法性转译的过程;英美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以确保其社会基本面不受冲击为首要目标,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发挥着强力守卫的功能,力图扼住“国家主义”的龙头。受经济理性支配,西方国家期望社区为经济社会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不解决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根源问题;社区治理只能被狭隘地局限于消费主义的选择领域,面临结构性难题。必须明确,社区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国家应当将社区治理纳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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