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中极权社会的成因探析  

作　　者：胡梦蝶 

机构地区：[1]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南京211200

出　　处：《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4-6,共3页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基　　金：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使女的故事》中极权政治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21SJA2260)阶段性成果。

摘　　要：权力是《使女的故事》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从尼采哲学上看,基列极权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相互割裂的产物,它既是“日神精神”的过度外化,也是基列当权者对前基列社会“酒神精神”的矫枉过正。分析基列极权主义的具体成因,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展开。宏观层面,国家极权由劳动分工所致,与现代化工业生产具有同构性,是极端工具理性的产物;微观层面的极权则源自嬷嬷们的权力规训。她们的“平庸之恶”使她们放弃个体思考,在规训使女的同时,自己也沦为极权征用的对象。《使女的故事》中的权力书写指涉历史,关照现实,凸显了阿特伍德作为伟大文学家的良心、历史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关 键 词：《使女的故事》 国家极权 平庸之恶 

分 类 号：I106.4[文学—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