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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 范 例 :范例一: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范例二: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M=Visual
作 者:魏宏远[1] Wei Hongyuan
机构地区:[1]兰州大学文学院
出 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108-118,共11页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人传记文体关系研究”(20BZW095);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3jbkyzx004)阶段性成果。
摘 要:传记有塑造民众情感的作用,严嵩形象从其个人的“自赞”“像赞”到王世贞的传记书写,再到民间叙事、国家叙事,传主形象“翻转”的背后寓含着书写者情感表达的转向。严嵩传文本众多,书写过程复杂,王世贞较早为其撰成“权奸”传,并通过志传、诗传、史传等多重书写,从多个层面助推其入《明史》“奸臣传”。严嵩位居首辅,主政多年,与诸多文人名士交游,获得了大量文化资本,即使在失宠致仕情况下,将其列入“奸臣传”也非易事。为将其塑造成为“权奸”,王世贞撰写五篇严嵩传和一首诗传,或据历史事实“实录”,或发抒内心情感,特别是借助《鸣凤记》等传奇文本,利用声音和表演所特有的认同性和顺从性,将个人“攻击—对立”型厌恶情感上升为普通大众所能接受的认知和情感,从“民间”文化形态使其奸佞形象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广大民众也积极参与到严嵩奸臣形象建构当中。严嵩形象凝聚着王世贞个人及民众、国家的共同情感以及民族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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