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权的多重属性与国民政府收回航权实践(1928—1942)  

作　　者：薛克胜 

机构地区：[1]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出　　处：《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134-142,共9页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大学教科书‘中国化’运动研究(1931—1949)”(项目编号:COA190247);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学术科研项目“战后国共两党对恢复英国在华航权的政策分歧与互动(1946—1949)”(项目编号:YJSLS202336)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国民政府收回航权的困难曲折与航权的多重属性关系密切。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与知识界认知的航权属性已由最初专指“利权”转变为“国权”为先;与之相应,这一概念由之前强调航运商业竞争转变为强调绝对主权。1928—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利用中日、中英修约的机会,取消两国在华航行特权。尽管此次收回航权的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国民政府在准备过程中发现,因外轮在国内水运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中方收回航权必须解决外轮撤出后运力不足的难题。二战期间,中国利用与英、美两国签订新约之机成功收回航权。但在此次交涉过程中,中方强调两国在华航权是必须废除的条约特权,而英美则认为这是各国自由选择的经贸政策。这种不同的航权认知既为二战后双方再度产生纠纷埋下了隐患,也折射了航权多重属性在国际社会交往中的复杂影响。

关 键 词：航权 主权 多重属性 国民政府 修约 

分 类 号：K26[历史地理—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