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的四重维度  

出　　处：《新华文摘》2024年第16期161-161,共1页

摘　　要：郭伟涛在《南京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撰文指出,出土文献哪怕只言片语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来源于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系统,在可信性方面并非天然就有高低之分,不可笼统地说哪种文献更权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合,并不代表一定就是史实;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左,并不表明传世文献一定就错了。出土文献在史料学意义上的价值和作用,应放在记述时代、生成时代、抄写时代、埋藏时代四个维度之下进行衡量。记述时代与生成时代同步的文献,其可信性和史料价值最高;记述时代与生成时代相距甚远的文献,可以而且应该视为生成时代的资料,反映了生成时代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王国维在1925年提出“二重证据法”,本是针对顾颉刚倡导的疑古史学而发,提及出土文献只是用来证明传世文献的可信性。王国维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态度是“互相释证”,也就是平等审视两者。陈寅恪将之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后世的解读与王国维的表述发生了错位和偏移。

关 键 词：出土文献 顾颉刚 疑古史学 二重证据法 传世文献 南京大学学报 可信性 史料学 

分 类 号：K877[历史地理—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K206[历史地理—历史学] G256[文化科学—图书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