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演变(1932-1935)  

作　　者：毛健[1] 黄民文 

机构地区：[1]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3 [2]岭南师范学院,广东湛江524048

出　　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70-76,共7页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基　　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日‘亲善’外交研究(1933-1935)”(GD19CLS02);岭南师范学院基金项目“中日‘亲善’外交及其历史审视”(ZW1912)。

摘　　要：从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反复显著变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二是国民政府在善后谈判的过程中采取妥协求和的外交政策,日本暂时停止在华北地区扩大军事侵略行为;三是广田弘毅提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试图推动中日和平合作、亲善提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之所以如此变幻不定,主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过分悬殊,国民政府面对日军武力侵略,首先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英美等西方列强居间斡旋,然而苏俄、英美等国并没有给予国民政府实质的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孤立无援、节节失利,转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选择一条消极抵抗、妥协求和的应对之道。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关东军挑起华北事变,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对日谋求和平合作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全民族抗战最终爆发,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 键 词：国民政府 对日政策 消极抵抗 妥协退让 亲善提携 

分 类 号：K26[历史地理—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