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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芳
出 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134-150,共17页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摘 要:在1923年发表的《歌谣与方言调查》一文中,周作人提出在以音韵为主的调查方法之外,也可以开展“以词为主”的调查,围绕这个提议,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内部展开讨论,其中林玉堂等强调以音韵为中心的系统研究,并因此对周作人提议的非学术性和文艺底色感到不满;同样地,在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标准下,不仅扬雄《方言》过时,且章太炎的《新方言》只是有“语原学”价值。这意味着,传统训诂学、语言文字之学的文化建构实践,在现代语言学学科化进程中已无处安放。有意思的是,这种被学术逻辑排斥在外的文化实践,恰被彼时更具开放性的新文学所吸纳--受英国语言文化和文化人类学启发,周作人的提议真正指向的是“词的文化史”(区别于辞书意义上的“词义”),而他在提议受挫后的美文写作,正是对这一思路的展开:拣选边缘文化关键词如野菜(乡土风物)、喝茶(日常生活)、苍蝇(草木虫鱼)等,其美文书写由此展开了“改造生活”和重构文化史的尝试。作为将意义最小单位的政治能量从既定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与文体创新同步地打开“词的文化史”的可能性,正是1920年代周作人美文与鲁迅杂文共享的自觉。到了1930年代,“五四”新文化人不再是唯一具有革新合法性的群体,谁能够强力介入“约定俗成”的生灭,就意味着谁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历史可能性如何在实践中展开,以及文化史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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