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变”到“常”——“诏旨专修”下的《太宗实录》与宋代修史制度的变迁  

From"change"to"constant":True Records of Emperor Taizong edited by Divine Decree and the Changes of the History Compilat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作　　者：郑鹏 

机构地区：[1]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太原030031

出　　处：《宋史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39-58,共20页

摘　　要：钱若水在奉旨纂修《太宗实录》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均有悖唐以来修史成规。首先是实录撰修负责机构与监修官的变动。唐代以降,本朝国史纂修活动均由史馆负责,并由监修国史领衔。真宗诏修《太宗实录》时,用集贤院印统筹调遣,完全脱离了史馆。监修国史吕端亦被架空,钱若水以工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判院事的身份代行监修国史之职。再次,修史场所亦作了调整。自唐贞观三年(629)始,国史撰修基本于史馆内进行,否则会招致非议。此次将“诸王赐食厅”辟为实录撰修地,明显触犯了馆外修史的忌讳。最后,真宗还安排宦官刘承规监察修史。此前,从未出现过宦官介入修史之先例,令刘承规掌修实录亦属非常规性安排。宋人一向注重“家法”与“旧章”,这一系列有违祖宗法度的措施自然引发了朝中的“时议”。然而,此次修史活动为“诏旨专修”,在皇权的支持下,钱若水征引前朝“故事”回击“时议”,并维持了既定安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当时引发争议的措施在日后均演变为宋代常规的修史制度,成为皇权干预国史的制度依仗。这个由“变”到“常”的制度转捩背后其实是皇权的渗透与运作。说明宋代修史制度的运转与演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修史机制问题,与当时以皇权为首的政治生态也有密切的关联互动。

关 键 词：《太宗实录》 史馆 皇权渗透 修史制度 

分 类 号：D691[政治法律—政治学] K244[政治法律—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