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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旭熙 李曼 孙昕霙[1] 雷晓燕[2] 曾毅[2,4]
机构地区:[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北京100191 [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 [3]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4]杜克大学医学院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医学部
出 处:《中国老年学杂志》2025年第2期475-479,共5页Chines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204008,72061137004,72104004);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国家健康研究所(P01AG031719)。
摘 要:目的探讨老年人居住安排与抑郁水平的相关关系及社会参与的调节作用。方法使用2017~2018年第8期“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横断面数据,共纳入12231名来自中国23个省级行政区的65~105岁老年人,应用多水平回归模型控制省的聚类效应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构建居住安排×社会参与交互项检验社会参与对居住安排和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居住安排与抑郁水平显著相关。独居、与非配偶子女的他人同住、仅与配偶同住(即空巢老人)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与子女及配偶同住老人;空巢老人的抑郁倾向发生风险显著高于与子女和配偶同住老人(P<0.05)。然而,仅与子女同住和与子女及配偶同住的老人抑郁得分和抑郁倾向发生风险没有显著差异,即两类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抑郁水平最低、心理健康状态最佳。此外,社会参与在居住安排和抑郁得分(F=4.61,P<0.01)及居住安排和抑郁倾向发生风险(F=3.87,P<0.01)之间均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结论与子女同住是缓解老年人抑郁的保护性因素,高频率社会参与对缓解空巢老人的抑郁情况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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