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圣主崇拜”看圣谕宣讲的宗教化  

The Religiousization of Imperial Edict Preaching through the Lens of“Great Qing Sacred Lord Worship”

作　　者：杨春宇[1,2] Yang Chunyu

机构地区：[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出　　处：《世界宗教研究》2025年第3期118-128,共11页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南地区民间儒教组织圣谕坛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编号23BZJ045)阶段性成果。

摘　　要：清代官方的圣谕宣讲制度演变至清末,在西南地方社会主要由名为“圣谕坛”的民间儒教组织所操持。关注这一现象的学者,多假设其背后的原因是“上行下效”,但圣谕坛本身所创作的经忏和坛训等宗教文献却为我们展现出了地方士绅和民众的主动性。在1840年定远龙女寺“飞鸾救劫”运动的鼓动下,四川泸州聚仙坛推出“儒教经典”《玉历皇经》,通过神化五代先帝,为自身谋求宗教权威。《玉历宝训》记录了圣谕坛在基层将圣谕宣讲改造成宗教仪式,排道辟佛争取发展空间的种种“创新”之举。这一宗教创新为咸丰三年大疫中的云南各地所接受,圣谕坛和大清圣主崇拜遂从四川蔓延到云南各地,成为地方上一支重要的宗教势力。这一案例表明在圣谕宣讲被宗教化的过程中,灾疫、宗教创新和宗教竞争起到比官方政令更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现象也见于云南景东的先天道恒堂系统,以及更为广泛的川黔各地。

关 键 词：圣谕宣讲 圣谕坛 清帝崇拜 民间宗教 教化权力 

分 类 号：B91[哲学宗教—宗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