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规则说明:AND代表“并且”;OR代表“或者”;NOT代表“不包含”;(注意必须大写,运算符两边需空一格)
检 索 范 例 :范例一: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范例二: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M=Visual
作 者:王东华
机构地区:[1]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出 处:《外国哲学》2023年第1期139-153,共15页
基 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罗尔斯之后的建构主义道德理论及其价值研究”(22YC720017)
摘 要:借助于社会生物学对道德之生物基础的破译,一些反实在论的道德哲学家发展出了进化的揭穿论证,以挑战传统的道德实在论。因此,如何来看待此种社会生物学的发现及辨析其可能的元伦理学效应构成了当下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者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斯特里特是反实在论阵营的重要代表,她基于社会生物学发现设计了达尔文式二难困境,以批评道德实在论;同时也将此论证策略用于辩护她自己的道德反实在论。但斯特里特本人的理论也为该论证策略所反噬,因为进化的揭穿论证不仅将否认道德的独立性,而且将否认一切坚持道德客观性的理论尝试,而她自己的反实在论仍坚持道德判断的可错性和一定程度的道德客观性。如此,斯特里特本人也将陷入二难之中,而问题之根源在于此种对道德的揭穿论证否认道德认知的独立性和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使人们无法建立任何道德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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