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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 范 例 :范例一: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范例二: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M=Visual
作 者:高阳
机构地区:[1]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出 处:《高教探索》2018年第11期133-133,共1页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摘 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在亚洲文明体系中,中国与韩国是儒家文明,而日本的文明自成体系。这一观点似乎有悖于中国对于日本文化长期以来的直观感觉。在我们的认知中,周边国家若论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最深重者,可能当首推日本,而日本受影响之最深切的时期当为平安朝(794—1192年)。无论亨氏之观点正确与否,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我们脑海中所认为的“中国形象”,却未必与日本人所认知的“中国形象”相等同。中日学界长期以来热衷于进行中日文学之比较,从文本、溯源等比较,日益上升到“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哲学层面的比较研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中较少考虑到比较者所持有的文化角度或立场,特别是着眼于“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问题。丁莉女士所著《永远的“唐土”——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的中国叙述》一书试图从平安朝这个“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转型过渡的重要时期,从物语文学的角度来剖析和揭示文化形象、文化要素等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的接受与变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国内学者首次较为系统地从“中国形象”、“中国元素”、“中国题材”三个维度来研究日本平安朝物语文学中的“中国情结”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开拓性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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