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我们”到“大家”——论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  

作　　者：李新 

机构地区：[1]伊犁师范大学

出　　处：《美与时代（美学）（下）》2024年第9期10-15,共6页

摘　　要：在“9·11”和“4·21”事件发生后,斯蒂格勒认为我们陷入了“象征的贫困”。在斯蒂格勒看来,“象征的贫困”即个体化的丧失,而这一丧失的原因既是“器官学”的也是“经济学”的。也就是说,“象征的贫困”既是技术个体化所导致的20世纪“感性的机械转向”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的逐利逻辑所导致的力比多经济驱力化的结果。另外,斯蒂格勒还认为,我们所处的并不是“后工业时代”,而是“超工业时代”,这意味着意识的“超共时化”和对历时性的清算,无疑,这加深了“象征的贫困”。在“我”和“我们”沦为“大家”的同时,“心理权力”取代了“生命权力”,人类社会的“节肢动物变易”发生了——我们正在陷入“蚁穴式”的控制社会。

关 键 词：象征的贫困 斯蒂格勒 个体化 力比多经济 控制社会 

分 类 号：B83-0[哲学宗教—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