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强制报告的“失灵”:理论分析、问题审视与制度重塑  

The “Failure” of Mandatory Reporting on School Bullying:Theoretical Analysis, Problem Review and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作　　者：李思远 Li SiYuan

机构地区：[1]上海大学法学院,200444

出　　处：《上海教育科研》2024年第12期9-15,共7页Journal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Research

基　　金：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校园欺凌综合治理支持体系研究”(编号:C20223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与校园欺凌长期而隐秘地存在相比,我国缺乏健全有效的欺凌发现机制,成为制约校园欺凌有效治理的一大瓶颈。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通过立法设立了校园欺凌强制报告制度,力图破解校园欺凌的“发现难”和“监管难”。但这一制度实施以来却屡屡“失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强制报告主体存在矛盾与争议,“严重欺凌行为”界定模糊且缺乏可操作性,相关主体的瞒报责任不够清晰等。应在推进立法强制模式的同时,辅以立法鼓励模式,适当扩大校园欺凌强制报告的主体范围,确立教师越级上报和误报豁免制度,同时还应明确界定何为“严重欺凌行为”,以及厘清失职主体应承担的二重责任等。

关 键 词：校园欺凌 强制报告 未成年人保护法 严重欺凌行为 

分 类 号：G639.2[文化科学—教育学] D922.1[政治法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