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规则说明:AND代表“并且”;OR代表“或者”;NOT代表“不包含”;(注意必须大写,运算符两边需空一格)
检 索 范 例 :范例一: (K=图书馆学 OR K=情报学) AND A=范并思 范例二: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AND (U=C++ OR U=Basic) NOT M=Visual
作 者:杨滨蔓 Yang Binman
机构地区:[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出 处:《西部法学评论》2024年第6期80-94,共15页Western Law Review
基 金: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度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23年检察理论课题“同录制度在认罪认罚控辩协商中的实现与协调”(BJ2023B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逮捕强制措施异化行使问题的批判挞伐不断,普遍认为应对审查逮捕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近年来,在检察机关的主导和推动下,听证作为域外羁押权行权的主要方式被引入审查逮捕,历经了从初步提出到实践探索再到系统建构的渐进过程.然而,因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配合、轻制约”等思维偏误和程序惯性的掣肘,我国审查逮捕听证式改革在价值、运行、救济等实践面向皆与其应然面向存在一定背反,导致逮捕听证呈现出浓厚的依附化、形式化、缺略化推进等问题.未来改革应立足呈现的渐进主义以及存在的实践背反,着力从理念转变、配套完善、法治跟进三个方面合理铺开,回归逮捕听证应然定位,强化实质推进,实现立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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