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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刘成有[1]
机构地区:[1]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出 处:《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65-69,共5页Philosophical Research
基 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5ZJ017)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冯友兰的一生不仅属于哲学,而且也属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他一生的哲学探索,始终在为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亦即现代化事业寻找理论依据。从冯友兰早期哲学著作《天人损益论》对三种哲学的区分,发展到“三史六书”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探索,乃至于《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对于洪秀全、曾国藩的独特评价,以及最后第八十一章对于“仇必和而解”之“客观辩证法”的强调,所凸显的都是他对于“普遍性哲学”的理性追寻,体现着他对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积极探索。就此而言,冯友兰一生哲学思想的“多变”中有着“不变”的“终极关怀”。冯友兰反复强调“共相”,强调“横渠四句”,原因或在于此。所以,单纯强调冯友兰一生哲学的“多变”或“恢复自信”,可能都没有深入到其哲学世界的核心。在我看来,对“普遍性哲学”的追寻乃是冯友兰一生探索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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