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大水看国民政府的防灾机制建设  

作　　者：孔祥成[1] 刘芳[2] 

机构地区：[1]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社科部 [2]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科学院

出　　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230-235,共6页Jiangsu Social Sciences

基　　金：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救灾机制研究>(11CZS039);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11年度科研创新项目<启示与借鉴:民国时期的灾后重建机制研究>(11YS24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J51703)的资助

摘　　要：灾害通常会带来损失,影响社会发展。但辩证地看,灾害也会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促进包括防灾技术和风险意识在内的社会机制的进步。1931年江淮洪水,既是天灾,又和人祸密不可分。连年的兵灾战祸,社会的失控,盲目的开发,仓政的衰落,农民经济的破产等,是引发1931年大水的累积性社会因素。南京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开始重视包括水利、生态、仓储、准备金等救灾和防灾措施的机制化建设,希冀化危为机,以对灾害的反思和主动治理,促进国家与社会防灾事业的进步。

关 键 词：1931年大水 国民政府 灾后重建 

分 类 号：X43[环境科学与工程—灾害防治] K258[历史地理—历史学]